作者：胡显达

在近现代史上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的西安兵谏绝对是一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大事件。

张学良有多少国仇家恨，他的“以下犯上”逼蒋就范，夹杂着不少历史的谜团。

在红军三大主力经过长征来到偏僻的陕甘之后，主席很快发现，红军又掉到了一个新的陷阱之中——这里贫瘠落后，根本养不活这么多的红军。

在西北的“围剿”布局上，老蒋封了张学良一个“副总司令”的头衔，意图让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部队先打头阵，等他们都拼光了，然后再由自己的嫡系军从后面压上去收拾残局。

此外，老蒋先前“清剿”苏区的那一套“三分政治、七分军事，外加经济封锁”办法，也准备用在西北地区。

不得不说的是，老蒋的那一套“清剿”办法，给我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这一点，可从项英、陈毅躲进深山老林、苦撑三年游击战的艰难中管窥一二。

尽管红军的三大主力在陕甘拧成了一股绳，但依然处于极大的劣势状态。主席很清楚，当时红军的现状，为了保存实力，他想方设法，利用统战避战求和。特别是主席在获知老蒋因张、杨的“围剿”不力，准备派嫡系军开进西安直接上阵的消息后，更是焦急万分。

【蒋氏、张学良（右）】
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兵谏，逼蒋结束内战，一致对外，阻止了老蒋的嫡系军对陕甘红军的致命一击。

从张学良的不抵抗，到“何梅协定”的签订，老蒋对日挑衅的一再忍让、一再妥协，似乎都在替他的“攘外安内”买单。在老蒋的认知中，延安方面的红色力量才是他的心腹大患，所以“安内”大于一切。

正当老蒋在西北的“安内”准备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，张、杨的兵谏坏了他的“好事”。陕甘等地以及南方八省幸存下来的红军，接受了重庆方面的“和平改编”，成了合法的存在，并在华北等地沦陷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中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也许是这种极大的可能性，不仅让老蒋本人一直耿耿于怀，恨透了张学良的兵谏，也让不少台岛的历史学者都喜欢把老蒋兵败大陆、退守台岛的责任怪到张学良一人头上，而只字不提老蒋及蒋军的昏庸腐败失去民心这一最根本的败因。

在他们的历史认知中，几乎都在一根筋地认定，如果不是张学良发动西安兵谏，扣押了老蒋，逼他违心地结束对内作战，延安方面的力量早就“全军覆没”了，哪还能有后来的东山再起、争夺天下。

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台岛学者，在接受采访记者时说，他当年在新竹读书时，老师经常讲，蒋军在大陆的衰败，起因是张学良的“幼稚”及其这种“幼稚”发动的西安兵谏，老蒋原本形势大好的前程就毁在他手上。

台岛学者的这种说法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【保卫延安的民兵队伍】

1936年10月，老蒋为了“安内”，乘红军初到陕甘，立足未稳，决心调集重兵予以“围剿”。红军三大主力齐聚会宁之后，老蒋“铜墙铁壁”式的口袋阵也很快形成，时刻准备着他的最后一击。

早被延安方面团结和影响的张学良，已经不愿再打内战了，但迫于老蒋的压力，也不好直接违抗他的“围剿”命令，心里非常着急。张学良向延安通报老蒋的意图后，建议延安方面尽快发起宁夏战役，以避免东北军和红军再次打起来。

老蒋在陕甘一带布下的口袋阵，把红军再一次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面对老蒋咄咄逼人的大军压境和张学良关于红军西进、避免冲突的建议，主席也是心情沉重，一时难以抉择。一方面，如果接受张学良的建议，发起宁夏战役，意图打通与苏联的联系，但取胜的把握并不大。况且，让实力尚弱的红军与老蒋硬拼，也不是他的一贯作风。

在1936年8月到12月那段极为难熬的日子里，主席几乎是殚精竭虑，苦思求变。一方面，他积极运用秘密统战的办法，延迟和破坏蒋军的围攻，另一方面也为红军考虑新的出路。在此期间，主席广泛地给蒋军方面的各方大员写信联系，做好统战工作，力求通过他们国难当头、民族大义的劝和，敦促老蒋停止西北的“围剿”，调转枪头，一致对外，共同抗日。

为此，主席专门给地下战线的潘汉年发了一份密电，告诉他延安方面的政策重心是联蒋抗日，指示潘汉年当好延安方面的密使，到南京、上海等地广泛接触庆龄先生、孔祥熙、孙科、宋子文等上层人士，表达延安方面的核心意思——日本侵略咄咄逼人，国难当头，要一致对外。

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上看，内部双方当然不能再打下去了。若继续打下去，损害的将是整个民族的生存。

【延安现景】

从红军初到陕北的处境上看，延安方面也不想再打下去，求和避战才是最佳策略。如果真的打起来，刚刚经过长征的红军肯定寡不敌众。如果在陕北站不住脚，红军又到哪里开辟新的根据地？自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后，主席一直在忧心这一问题。

延安方面通过多个渠道的统战，虽然把张学良、杨虎城等人争取了过来，但老蒋的顽固立场始终没变。他的抗日策略是“先安内”，企图先消灭红军，再去对付日本人。好不容易才把红军主力围困在贫瘠的陕北，老蒋并不愿意放弃这个千载难逢、聚而歼之的机会。无论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宋子文、冯玉祥等人怎么劝说，老蒋对陕北红军毕其功于一役的立场和决心都没有半点松动。

主席通过张学良、潘汉年等人获知老蒋的顽固立场一直未变，而且即将发起“通渭会战”后，接受了张学良的建议，提前发起宁夏战役，意图通过红军3个方面军的联合作战夺取宁夏，打通红军北上与苏联的联系。

10月30日，红4方面军在徐向前、陈昌浩的指挥下，渡河西进，发起宁夏战役。然而仅仅过了8天，蒋军的围剿大军就占领了黄河东、西岸的全部渡口，红1、红2方面军想渡过黄河配合红4方面军的行动已经不可能实现，刚刚发起不久的宁夏战役计划也不得不终止，并等候延安方面新的行动指示。

11月8日，延安方面鉴于宁夏计划受挫，又为河东、河西的红军分别制订了一份新的长征计划。河东的红军，第一步计划是占领同蒲铁路地区，扩大红军；如果在山西站不住脚，就走第二步，南渡黄河，经鄂豫皖、鄂豫陕一线，最后在转战到西北。

在为红军寻找新的出路上，主席一直在用战、和两策。一方面准备打仗，另一方面也不放弃任何和平的机会。主席曾亲自起草了一份《抗日救国协定草案》，准备让周副主席先到西安与张学良协商好后，再带去与南京谈判。

草案的核心意思是，只要老蒋允许红军合法的存在，延安方面愿意接受南京的领导，同蒋军队联合抗战。

【1936年10月5日，主席给张学良写信，建议双方正式谈判，订立抗日救国协定】

面对红军主力被围困在陕甘弹丸之地、随时可能全军覆没的绝境，志得意满的老蒋怎么可能理会主席的这个草案？

要知道，红军在宁夏战役失利后，处境更加危险。胡宗南、关麟征、毛炳文、王以哲、杨虎城、马鸿逵、马鸿宾、马步芳等人指挥的260个团，早已把陕北根据地重重包围起来。12月4日，老蒋亲自飞抵洛阳、西安督战，他想毕其功于一役，把红军聚歼在陕北。

除了老蒋的重兵“围剿”、经济封锁之外，红军的就地补给之困难，也超出了延安方面的预料。当时的张主席在回忆录中说：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会合虽然是一件好事，但吃穿用的严重匮乏。

为了避免危险，主席决定放弃陕北苏区，向山西或陕南进行大范围的战略转移，进行第二次新的长征。11月30日，延安方面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这一最新的秘密计划，没想到却遭到张学良的极力劝阻，他要求红军哪都不要去，就在陕北苦撑待变。

张学良究竟想让红军在陕北苦撑待变什么？

【周副主席】

据周公的年谱披露：张学良只是暗示一二个月后，绥远、西北、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，所以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。

至于张学良所谓的“较大变化”究竟是什么，为什么要红军再苦熬一二个月，主席当时也没有明白。

当时任何人都想不到，张学良会在12天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，兵谏老蒋停止内战，一致对外。

当这个意外的惊喜传到主席那里，他如释重负，把张学良视作有功之人，在当时极为微妙的形势下，帮助红军脱离了囚笼，化险为夷。为了阻止何应钦武力讨伐张杨兵谏，主席委派周副主席作为延安方面的全权代表，迅速赶赴西安化解兵戈，逼蒋抗日。

可见，统一战线的努力，最终促成了张杨的西安兵谏，让红军化险为夷。这也是主席把统一战线列为革命成功“三大法宝”之一的原因。

【我方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主要代表，左起：秦邦宪，叶剑英，周副主席】

【周副主席从西安回到延安时，主席等人前往迎接。左起：秦邦宪、张闻天、主席、周副主席、彭德怀、林伯渠、萧劲光】